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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以文化面貌出现,是在两晋南北朝。但若论其缘起还要追溯到汉代。
茶成为文化,是从它被当作饮料,发现了它对人脑有益神、清思的特殊作用才开始的。中国从何时开始饮茶众说不一。有的说自春秋,有的说自秦朝,有的说自汉代。目前,大多数人认为,自汉代开始比较可考。根据有三:初始,有正式文献记载。这从汉人王褒所写《僮约》可以得到证明。这则文献记载了一个饮茶、买茶的故事。说西汉时蜀人王子渊去成都应试,在双江镇亡友之妻杨惠家中暂住。杨惠热情招待,命家僮便了去为子渊酤酒。便了对此十分不满,跑到亡故的主人坟上大哭,并说:“当初主人买我来,只让我看家,并未要我为他人男子酤酒。”杨氏与王子渊对此十分恼火,便商议以一万五千钱将便了卖给王子渊为奴,并写下契约。契约中规定了便了每天应做的工作,其中有两项是“武阳买茶”,“烹茶尽具”。就是说,每天不仅要到武阳市上去买茶叶,还要煮茶和洗刷器皿。这张《僮约》写作的时间是汉宣帝神爵三年(公元前59年),是西汉中期之事。我国茶原生地在云贵高原,后传人蜀,四川逐渐成为产茶盛地。这里既有适于茶叶生长的土壤和气候,又富灌溉之利,汉代四川各种种植业本来就很发达,人工种茶从这里开始很有可能。《僮约》证明,当时在成都一带已有茶的买卖,如果不是大量人工种植,市场便不会形成经营交易。汉代考古证明,此时不仅巴蜀之地有饮茶之风,两湖之地的上层人物亦把饮茶当作时尚。
值得注意的是,开始喜好饮茶的大多是文化人。王子渊就是一个应试的文人,写《凡将篇》讲茶药理的司马相如更是汉代的大文学家。在我国文学史上,楚辞、汉赋、唐诗都是光辉的时代。提起汉赋,首推司马相如与扬雄,常并称“扬马”。恰巧,这两位大汉赋家都是我国早期的有名茶人。司马相如曾作《凡将篇》、扬雄作《方言》,一个从药物,一个从文字语言角度:都谈到茶。有人说,著作中谈到茶,不一定饮茶。如果说汉代的北方人谈茶而不懂茶、未见茶、未饮茶尚有可能,这两位大文学家则不然。扬雄和司马相如皆为蜀人,王子渊在成都附近买茶喝,司马相如曾久住成都,焉不知好茶?况且,《凡将篇》讲的是茶作药用,其实,药用、饮用亦无大界限。可以说会喝茶者不一定懂其药理,而知茶之药理者无不会饮茶。司马相如是当时的大文人,常出入于宫廷。有材料表明汉代宫廷可能已用茶。宋人秦醇说他在一位姓李的书生家里发现一篇叫《赵后遗事》的小说,其中记载汉成帝妃赵飞燕的故事。说赵飞燕梦中见成帝,尊命献茶,左右的人说:赵飞燕平生事帝不谨,这样的人献茶不能喝。飞燕梦中大哭,以致惊醒侍者。小说自然不能做信史,《赵后遗事》亦不知何人所作,但人们作小说也总要有些踪影。当时产茶不多,名茶更只能献帝王,这个故事亦可备考。司马相如以名臣事皇帝,怎知不会在宫中喝过茶?况且,他又是产茶胜地之人。相如还曾奉天子命出使西南夷,进一步深入到茶的老家,对西南物产及风土、民情皆了解很多。扬雄同样对茶的各种发音都清楚,足见不是人云亦云。所以,历代谈到我国很早的饮茶名家,均列汉之司马、扬雄。晋代张载曾写《登成都楼诗》云:“借问扬子舍,想见长卿庐”,“芳茶冠六情,溢味播九区。”故陆羽写《茶经》时亦说,历代饮茶之家,“汉有扬雄、司马相如”。其实,从历史文献和汉代考古看,西汉时,饮茶已成时尚,东汉可能更普遍些。东汉名士葛玄曾在宜兴“植茶之圃”,汉王亦曾“课僮艺茶”。所以,到三国之时,宫廷饮茶便更经常了。《三国志·吴书·韦曜传》载:吴主孙皓昏庸,每与大臣宴,竟日不息,不管你会不会喝,都要灌你七大升。韦曜自幼好学,能文,但不善酒,孙皓暗地赐以茶水,用以代酒。
蜀相诸葛亮与茶有何关系史无明载,但吴国宫廷还饮茶,蜀为产茶之地,当更熟悉饮茶。所以,我国西南地区有许多诸葛亮与茶的传说。滇南六大茶山及西双版纳南糯山有许多大茶树,当地百姓相传为孔明南征时所栽,被称为“孔明树。”据傣文记载,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傣族已会人工栽培茶树,这与诸葛亮南征的时间也大体相当。可见,孔明也是个茶的知己。
饮茶为文人所好,这对茶来说真是在人间找到了知音。如司马相如、扬雄、韦曜、孔明之类,以文学家、学问家、政治家的气质来看待茶,喝起来自然别是一种滋味。这就为茶走向文化领域打下了基础。尽管此时茶文化尚未产生,但已露出了好苗头。
中国茶文化确实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,它一开始出现就不同凡响。现在一提起茶文化,有人立即想起明清文人在茶室、山林消闲避世之举,或者清末茶馆里斗蛐蛐的八旗子弟、遗老遗少。其实,茶文化产生之初便是由儒家积极人世的思想开始的。两晋南北朝时,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提出“以茶养廉”,以对抗奢侈之风,便是一个明显的佐证。
我国两汉崇尚节俭,西汉初,皇帝还乘牛车。东汉国家已富,但人际交往和道德标准,仍崇尚孝养、友爱、清廉、守正,士人皆以俭朴为美德。东汉人宋弘家无资产,所得租俸分赡九族,时以清行著称。宣秉分田地于贫者,以俸禄收养亲族,而自己无石米之储。王良为官恭俭,妻子不入官舍,司徒吏鲍恢过其家,见王良之妻布衣背柴自田中归。尽管在封建社会中这样的官吏是少数,王公~族也很奢侈,但整个社会风气仍以清俭为美。汉末与三国虽门阀日显,但尚未尽失两汉之风。故曹操虽有铜雀歌舞,仍要做出点节俭的姿态,“亲耕籍田”,并临逝遗言:以时服人殓,墓中不藏珍宝。
两晋南北朝时尚大变。此时门阀制度业已形成,不仅帝王、~族聚敛成风,一般官吏乃至士人皆以夸豪斗富为美,多效膏粱厚味。晋初三公世胄之家,有所谓石、何、裴、卫、荀、王诸族,都是有奢侈习惯。《晋书》卷三十三载,何曾性奢,“帷帐车服,穷极绮丽,厨膳滋味,过于王者”,每天的饮费可达一万钱。何曾之子何邵更胜乃父,每天的膳费达两万。任凯看着不服气,一顿饭就花万钱,还说:没什么可吃的,无法下筷子。石崇为巨富,庖膳必穷水陆之珍,以锦为障,以蜡为薪,厕所都要站十几个侍女,上一趟厕所就要换一套衣服。~族子弟,闲得无可奈何,以赌博为事,一掷百万为输赢。玩够了又大吃大嚼,乃至“贾竖皆厌粱肉”。东晋南北朝继承了这种风气。南朝梁武帝号称“节俭”,其弟萧弘却奢侈无度。有人告发萧弘藏着武器,梁武帝怕他作乱,亲自去检查,看到库内皆珍宝绮罗,还有三十间专门用来储存钱币,共有钱三亿以上。
《茶经》和《晋书》都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:东晋时,陆纳任吴兴太守,将军谢安常欲到陆府拜访。陆纳的侄子陆椒见叔叔无所准备,便自作主张准备了一桌十来个人的酒馔。谢安到来,陆纳仅以几盘果品和茶水招待。陆椒怕慢怠了贵客,忙命人把早已备下的酒馔搬上来。当侄子的本来想叔叔会夸他会办事,谁知客人走后,陆纳大怒,说:“你不能为我增添什么光彩也就罢了,怎么还这样讲奢侈,玷污我一贯清操绝俗的素业!”于是当下把侄儿打了四十大板。陆纳,字祖言,《晋书》有传。其父陆玩即以蔑视权贵著称,号称“雅量宏远”,虽登公辅,而交友多布衣。陆纳继承乃父之风,他做吴兴太守时不肯受俸禄,后拜左尚书,朝廷召还,家人问要装几船东西走,陆纳让家奴装点路上吃的粮食即可。及船发,“止有被袱而已,其余并封以还官”。可见,陆纳反对侄子摆酒请客,用茶水招待谢安并非吝啬,亦非清高简慢,而是要表示提倡清操节俭。这在当时崇尚奢侈的情况下很难得。
南北朝时,有的皇帝也以茶表示俭朴。南齐世祖武皇帝,是个比较开明的帝王,他在位十年,朝廷无大的战事,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。齐武帝不喜游宴,死前下遗诏,说他死后丧礼要尽量节俭,不要多麻烦百姓,灵位上千万不要以三牲为祭品,只放些干饭、果饼和茶饮便可以。并要“天下贵贱,咸同此制”,想带头提倡简朴的好风气。这在帝王中也算难得。以茶为祭品大约正是从此时开始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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